在礼的生活经验与实践活动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的过程中，必然会出现规约化、制度化和程式化的礼制建构及其相应的礼学思想，有关礼的文献也会逐渐积累起来。

《书》之为训，尊贤伐罪。到东汉时出现七经之说，其中即包含了《论语》。

所以恢弘至道，示人主以轨范也。……左氏得此数国之史，以授门人，义则口传，未形竹帛，后代学者，乃演而通之，总而合之，编次年月，以为传记。班朝、治军，莅官、行法，非礼威严不行。是可知乐本无经，其学虽六，其经实五。《史记》孔子曰：六艺于治一也，乃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也。

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惟当世学者溺于墨子‘非乐之言，致战国之时，治《乐经》者遂鲜。魏文侯已有《孝经传》，是作传者亦视诸经为先，与子夏《易传》同时矣。

[36]从思想义理的诠释而言，若明礼制，必先要懂得礼义的内涵，由礼文的解释才能理解礼器、礼容的所指。近人有关中国哲学象思维特征的话题，可参见王树人的《回归原创之思：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》一书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。（《新语·道基》）这是明确地将六经系统以五经称之。[47] 贾谊《新书·道德说》，阎振益等《新书校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0年，第327—328页。

孔颖达与诸儒撰定《五经正义》，乃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也。学者由是颇能言《尚书》，诸山东大师无不涉《尚书》以教矣。

又广采当时文籍，故兼与子产、晏子，及诸国卿家传，并卜书及杂占书、纵横家、小说、讽谏等杂在其中。班朝、治军，莅官、行法，非礼威严不行。《左氏》史学，事详而理差。[57]这类活动是如此的繁盛，分工细密，差别极微，构成了周代职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由此所形成的记录和书写成果也必有可观。

[75]在五经流行的同时，经典的数量和结构形式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。后汉有九江谢曼卿，善《毛诗》，又为之训。[29] 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奉本》。《春秋》者，侯国之史记。

先儒相承，谓之《毛诗》。诗只不过再现了事物间的对应关系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着一根把各种要素串起来的隐秘主线。

汉成帝时，匡衡上疏劝经学威仪之则，即推重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其曰：臣闻六经者，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，着善恶之归，明吉凶之分，通人道之正，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。遵《礼》、《乐》以布德，习《诗》、《书》以行义，有德有义，利民之本也。

口耳相传的记言，显然要比专门谋篇布局式的书写早的多，《书》中的大量文字明显地带有口语的色彩，或者是经过转记之后而成篇的。帝曰：六经所尚不一，志学之士，白首不能尽通，如何得其要？对曰：《论语》者，六经之菁华。在口传记忆的历史上，从口头到记录、由诵读到书写的痕迹在《书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，其篇名中就有很多从口从言之字，如诰、训、誓、命、语、说等。周文王作卦辞，谓之《周易》。其囚羑里，盖益《易》之八卦为六十四卦。《谷梁》范甯注、《公羊》何休注、《左氏》服虔、杜预注，具立国学。

但他们并没有从文献上来辨析，而是做了价值的解释和意义之说明。如果说孔子删定六经是闵王路废而邪道兴，皆带有时代之感悟与理想之寄寓的话，那么因古史而修《春秋》，就更是有感而发了。

譬如《旧唐书》记，穆宗和近臣薛放之间就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： 穆宗常谓侍臣曰：朕欲习学经史，何先？放对曰：经者，先圣之至言，仲尼之所发明，皆天人之极致，诚万代不刊之典也。所以，就成形的文献而言，与六经的生成史直接相关的祗有《仪礼》，而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当属于汉代经学的完成品。

‘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所以，尽管像朱子所说的：孔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定礼乐，赞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皆传先王之旧，而未尝有所作也。

[72] 《隋书》，第932—933页。其后刘歆典校经籍，考而正之，欲立于学，诸儒莫应。故自黄帝下至三代，乐各有名。《归藏》，汉初已亡，案晋《中经》有之，唯载卜筮，不似圣人之旨。

自是费氏大兴，高氏遂衰。《汉志》言《乐》以和神，仁之表也。

故曰：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魏代王肃、王弼，并为之注。

其中，最早、也最为经典的概括，当来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 《易》曰：宓戏氏仰观象于天，俯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《礼记》，万世之书也。

战国时代的儒家，接着孔子所开创的路向往前走，诠解文典，踵事增华，使六经在思想的内涵上更为凸显，形态也渐趋于丰满，六经并举，成一定型。《左氏》拘于赴告，《公羊》牵于谶纬，《谷梁》窘于日月，刘原父之言也。[46]乐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六经的系统里面，五经、六艺对于儒家的礼仪教化来讲，是一体化的状态。[18] 关于古者诗三千余篇及孔子删诗之说，后人提出质疑（孔颖达、郑樵、朱熹等），或疑其数量，或疑其未删。

这些纯属于巫史的行为亦必掺杂了各种思想观念，一如卜筮技术由简单到繁复一样，散落在卜辞记录之中的观念片段，也逐渐地向思想性的《易》系统靠拢，最终迎来了第三个时期的转向。到了殷、周之际，这一系统以数位的方式演绎出了一套完整而复杂的占蓍体系，主要用于预知未来、推断吉凶，以文王为代表。

东海卫敬仲，受学于曼卿。西狩获麟，曰吾道穷矣。

《左传》记，赵衰谓：臣亟闻其言矣，说《礼》、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、《书》。[64] 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也说：仲尼因其旧史，裁而正之，或婉而成章，以存大顺，或直书其事，以示首恶。